格勒

文章摘要:格勒,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和第一个藏族博士格勒藏族,生于1950年、格勒是甘孜藏族自治州人甘孜县人。,在党和人民的培育下,发奋读

格勒,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和第一个藏族博士。

格勒藏族,生于1950年、格勒是甘孜藏族自治州人甘孜县人。,在党和人民的培育下,发奋读书,刻苦钻研,考取了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后来又回家乡进行社会考察。他先后在康定、甘孜、德格、白玉、新龙、色达、丹巴等县进行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第一。

格勒

1978年考入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1981年获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与民族学专业硕士学位,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藏族硕士。1986年,获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和第一个藏族博士。1986年分配到北京中国国家级的藏学研究权威机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从事藏族社会文化和经济的调研工作,并先后任社会经济所副所长、所长。1998年,被选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民代表。2000年兼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办公室主任。2001年1月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总干事。2011年卸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后,格勒在西南民族大学为培养中国的藏学家和人类学家辛勤耕耘着。

学术成果

学术成果丰硕,影响广泛,其中博士论文《论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被专家们评价为“当今唯一以青藏高原文化为依据的人类学著作”;参与完成的《藏北牧民》被世界著名的日本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教授认为是迄今为止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西藏社会的最好的一本书;主持并主编的《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拉萨卷》被认为是“一部可贵的资料性学术专著。

它既可作为领导机关制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依据,又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资料,同时也是国情市情教育的好素材”;承担并主持的国务院新闻办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重点课题“西藏百户家庭调查”,其调查结果在《了望》周刊和人民日报海外板(连载)公布。

格勒(后排戴红领巾者)和二姐一家初入求学路格勒出生在四川省甘孜州甘孜县,他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父亲,全凭母亲和两个姐姐带大。格勒一家在当时属于“朗生”(最底层的农奴),晚上就睡在主人家厨房和客厅的过道上,一天三顿只能吃豌豆糌粑。

虽然条件艰苦,但母亲总想让自己唯一的儿子读书成才。格勒5岁时,母亲想把他送到当地的寺庙去学经,将来争取成为格西(相当于俗界的博士)。由于格勒年龄尚小,只能在家暂住。在母亲的苦苦哀求下,主人同意让格勒在他家的讲经私塾中学习,条件是格勒必须干活。就这样,格勒一边端茶倒水,一边学会了30个藏文字母。

1956年,格勒的家乡进行了民主改革。新中国政府在当地办了第一所小学,这可把格勒的母亲高兴坏了。“当时还有不少关于共产党的谣言,可我妈妈就是不信,她就认准了上学好,小学刚开始招生,她就拉着我去报了名”。格勒在《世界新闻报》的采访中说。

一心给家乡写历史母亲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强烈的求知欲让格勒在学业上突飞猛进,从中学一路念到博士。

1977年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第一年,格勒考上了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成为文革后的首批大学生,当时他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本科刚读了一个学期,正好赶上首届硕士考试。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动下,格勒稀里糊涂地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民族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报名时,格勒还不知道什么是硕士,而在备考的过程中,他一下子对自己报考的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他每天都要去四川省图书馆和成都市图书馆查阅资料,那些介绍藏族历史和甘孜州历史的书,让他如醉如痴。“当时我就想,即使考不上,我也可以继续读书,我还要给家乡写一部历史。我相信我能写得更好。”

经过一番努力,格勒被社科院破格录取为硕士。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又拿出上中学时的那股冲劲,早上6点多起来背外语,白天去中央民族大学上课,晚上去美术馆附近的图书馆自习,下完自习回到位于北师大的宿舍后,已接近晚上11点,睡觉一般是在半夜12点。“为了得全优,我把老命都拼上了。”  在读硕士期间,格勒一直憋着劲要给家乡写一本书。他在中央民族大学租了一间“抗震棚”,花6个月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可没想到,导师并没有对他的小试牛刀之作大加赞赏。“导师要我赶快去色达县研究游牧社会,完成硕士论文。我跟导师辩解说,我考进来并不是冲着一纸文凭,我就想给家乡写历史。结果我的论文是交得最晚的。”

我理想中的藏区

西藏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促使格勒更加深入地思考,如何才能建立具有西藏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格勒比照国外的发展经验认为,西藏的现代化建设要吸取西方的经验教训,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不损害精神和文化的前提下,建设一个和谐的、带有当地特色的西藏。“拿城市建设来说,西藏人口少,只有几百万,可以尝试建设一些小城镇,就像瑞士和挪威那样。”

作为民主改革的受益者,格勒不仅难舍对家乡的热爱,而且也在努力为家乡的美好未来勾画蓝图。他说:“我理想中的藏区是这样的:物质文化极大丰富,同时又不受现代化的精神污染,传统文化也可以得到延续。如果没有民主改革,我可能只是一个喇嘛。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回报国家,为藏区的现代化建设贡献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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